晚清四大著名日记(刘起釪的求学经历)

晚清四大著名日记

网上有关“晚清四大著名日记”话题很是火热，小编也是针对刘起釪的求学经历寻找了一些与之相关的一些信息进行分析，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希望能够帮助到您。

晚清四大著名日记

　历经十三个春秋，通过中国科学院许多专家学者所组成的编委会与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领导及编辑的精诚合作，一部二十四卷、二千万字的《竺可桢全集》终于圆满竣工出版了。其中一千三百万字共有十六卷的《竺可桢 日记 》是中华民族古今日记中的第一巨无霸，笔者有幸从头至尾通读了这部日记，发觉其内容所具备的丰富、复杂、珍稀、精悍诸种特点，远非其他日记所能望其项背。本文想谈谈民国日记以及《竺可桢日记》在这个领域中的重要地位。

近十五年来，笔者大概通读过大陆、港台公开出版的百余部晚清民国日记，其中民国日记占六七十部，这些日记的主人分属于不同的阶层，或许可以作以下一些粗略的分类：

　教育家日记：如《蔡元培日记》《竺可桢日记》《梅贻琦日记》《经亨颐日记》。

　文学家日记：如《鲁迅日记》《周作人日记》《郁达夫日记》《徐志摩日记》。

　人文学者日记：如《黄侃日记》《吴虞日记》《吴梅日记》《许寿裳日记》、《胡适日记》《顾颉刚日记》金毓黻《静晤室日记》《吴宓日记》《朱希祖日记》《朱自清日记》《叶圣陶日记》《邓之诚日记》、杨昌济《达化斋日记》、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夏鼐日记》《刘 节日 记》《潘光旦日记》《唐君毅日记》《张舜徽壮议轩日记》《夏济安日记》《郑振铎日记》、浦江清《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季羡林日记》《陈君葆日记》《苏雪林日记》。

　画家及书画鉴赏家日记：如《余绍宋日记》《吴湖帆日记》《丰子恺日记》《张葱玉日记》。

　版本学家、博物馆学家日记：如《张元济日记》《董康东游日记》(又名《书舶庸谈》)、《马衡日记》。

　国共之外的党派人士日记：如《黄炎培日记》《曾琦日记》。

　乡村教育家日记：如《梁漱溟日记》《陶行知日记》。

　军政人员日记：如《居正日记》《谢持日记》《吴稚辉日记》《宋教仁日记》《杨度日记》《张耀曾日记》《谭人凤日记》《邵元冲日记》《林一厂日记》《冯玉祥日记》《白坚武日记》《胡景翼日记》《翁文灏日记》《王世杰日记》《周佛海日记》《唐纵日记》《万耀煌日记》《杨玉清日记摘抄》《陈克文日记》《沈焕昌日记》。

　外交家日记：如《颜惠庆日记》《蒋作宾日记》《傅秉常日记》。

　银行家日记：如《陈光甫日记》《卞白眉日记》。

　浏览过其中某一部分而没有全部通读完的日记计有《钱玄同日记》《徐永昌日记》《丁治磐日记》《王子壮日记》《王伯祥日记》《沙孟海日记》。这六部日记皆是手稿影印本。《钱玄同日记》的字迹写得龙飞凤舞，辨识困难，令人实在不敢恭维。这类日记只能存而备考，研究需用时才去选择性阅读。以前阅读十册《王世杰日记》手稿影印本，一边阅读一边还要识别作者潦草的字迹，推进的速度，如同隧道挖掘机，十分缓慢，虽然花了两三个月，却未能全线贯通;然而后来阅读2012年出版的两厚册《王世杰日记》排印本，却畅然无阻，仿佛在高速公路上驾车，痛快淋漓一星期内尽可读完。

　同是手稿影印本，《沙孟海日记》《张舜徽壮议轩日记》字迹写得端庄凝重，阅读毫无障碍，令人心生敬意。《居正日记》《谢持日记》虽是手稿影印本，字迹并不潦草，可以使人一气读完。胡适曾说：?民国六年回国教书，到现在四十多年了。这四十多年里，我写了三四百万字的稿子，或是讲义，或是文稿，我只有一条自律的规则，就是：不写一个潦草的字。?(耿志云、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下册136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这当然十分难得，或许就是宋代理学家所倡导的做人做事皆要实践奉行一个?敬?字的态度。

　以上当然是最粗疏的分类法，因为这些日记的主人多才多艺，往往一身兼有数种才能及技艺。如余绍宋不仅是享誉东方的杰出画家，在1931年举行的中日绘画展览会上，日本皇太后就选购了余氏墨竹一帧(见《余绍宋日记》第三册954页，1931年5月25日，中华书局，2012年)，引起轰动;而且又是著名的法律学家、方志学家。王世杰出长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宣传部、教育部多年，又是书画艺术收藏家及鉴赏家，主编过《故宫名画三百种》《艺苑遗珍》等皇皇巨著。

　陈寅恪曾经指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金明馆丛稿二编?陈垣敦煌劫余序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笔者认为：这些数量众多、内容丰富的民国日记的出版，再结合相关数量不少的文集、信札、函电、年谱、回忆录、口述史的问世，综合起来，对于重新研究民国人物及民国史的价值将不可估量。

　在此仅举一例：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民众集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犯中国主权，会后结队赴段祺瑞执政府请愿，未料北洋政府竟然下令卫队在国务院门前开枪射击，使徒手请愿的民众死伤两百多人。这就是?三一八惨案?。其中遇害的，还有两位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刘和珍和杨德群。事后，鲁迅用犀利的笔锋，写下了一篇著名的文章《记念刘和珍君》：

　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而此后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尤使我觉得悲哀。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它们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将这作为后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

　始终微笑的和蔼的刘和珍确是死掉了，这是真的，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沉勇而友爱的杨德群君也死掉了，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只有一样沉勇而友爱的张静淑君还在医院里呻吟。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鲁迅全集》第三卷289、29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鲁迅确有风骨，不惧军阀*威，冒着危险，对于手握生杀大权的北洋政府首脑段祺瑞敢于口诛笔伐。近年读完一百七十多万字的《余绍宋日记》，方知鲁迅当年并非孤军奋战，我华夏民族不畏权贵、正气凛然之士大有人在。余绍宋(1883-1949)当时担任司法部次长，在他具体主持下的司法部和检查厅敢于接受各学校提出控告段祺瑞执政及同伙的公诉，依法侦察，并传唤段氏其人和国务院总理。最后余绍宋被段祺瑞政府下令免职。之后，他在致故乡龙游县一位前辈学者的信中这样写道：

　洎3月18日惨杀案起，政府下令，诬学生为共产派。事经京师地方检察厅侦查，乃断言其不应开枪残杀。公函陆军部，依法办理。公函所称，悉主公道。政府大不谓然。各学校同时提出公诉，控告执政、国务总理及各国务员。检厅当然受理，依法侦查，并传执政及总理。于是政府益恨。时卢君已不到部矣。政府欲由(司法)部密令检厅为不起诉处分，冀以了结。侄自不能免。(《余绍宋日记》第二册550页，1926年4月19日，中华书局，2012年)

　读了这些文字记载之后，还能说什么呢?笔者只能仰天长叹而一言以蔽之：老辈风范真正不可及也!以司法次长而代理司法总长行事，要去传唤政府首脑到庭接受司法审讯这简直是以卵击石，这种发生在二十世纪中国这块土壤上的惊人之举，大可与二千多年前张良指使猛士在博浪沙向东巡中的秦始皇奋力扔出大铁锤行刺的壮举相媲美!民国日记纷纷出版问世的可贵之处正在这里，日记主人揭示了许许多多以往远未知晓的历史真相。

　近年来坊间出版多本侈谈?民国范儿?的书籍，内中涉及的几乎是众所周知的陈芝麻烂谷子一类资料，毫无新意，然而偏偏有好事者乐此不疲，似乎非把这类陈芝麻烂谷子炒焦炒糊而不肯罢手。记得顾炎武大意说过这样的话，写书或做学问，要自己开山挖铜铸造新钱，不能把他人用过的旧钱反复?熔化?后再去铸造铜钱。何谓?民国范儿余绍宋其人就树立了一个应该让人睁大眼睛看看的典范。

刘起釪的求学经历

考古学家找到传说中的夏朝了吗

澎湃新闻 杨炎之2016-06-06 07:27

生活在春秋末年的孔子曾感叹道：“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这也就是说，在孔子生活的那个年代，可以查阅的史料与可资问询的贤才都十分匮乏，毋庸说后代。而现代考古学的发展让我们看到了一线突破，即依靠详实可信的实物来重塑三代信史的可能。从20世纪初疑古之风的盛行，到走出疑古时代的喧嚣渐息，其中最为关键的桥梁正是考古。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国的考古人是否已经找到传说中的夏朝？为此，澎湃新闻专访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孙庆伟教授，请他为我们讲述三代考古背后的故事。

孙庆伟教授

澎湃新闻：众所周知，顾颉刚先生是民国时期“古史辨”运动的代表人物，他最初是怎样走上“疑古”道路的？是否受到日本学者如白鸟库吉等人的影响？

孙庆伟：这个问题说来话长。关于顾先生早年的心路历程最重要的材料就是他的《古史辨》第一册《自序》，就连顾先生自己晚年回忆时，还能体会到当年写这篇《自序》时的畅快淋漓。我在《追迹三代》中有过详细的分析，我认为这篇《自序》值得每一个学文史专业的学生认真去读，用心去体会。至于顾先生究竟是如何走上 “古史辨”的道路的问题，这篇《自序》就是最好的回答。

孙庆伟著《追迹三代》

总体说来，顾先生的成就和他的个性、所处的时势以及境遇有很大关系。首先，顾先生的个性十分鲜明，具体体现在两点：一是治学时的“独立之精神”，二是他有强烈的好奇心。没有好奇心则对问题难有兴趣，更难以深入，而如果囿于前人，不敢提出自己的看法，治学的局限性就很大。正是因为顾先生有这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才会对成说有所怀疑，才会以全新的视角去钻研。

顾颉刚先生

其次，是他所处的时代。我们知道，清末民初处于大的社会转型阶段，新旧更迭剧烈。在这个大背景下，顾先生这一代学人受到很传统的私塾教育，拥有良好的旧学根底；另一方面，新的思想和潮流喷薄而出，又接受到新的学术思想启发，也使得他们能产生新的观念。顾先生在北大读书期间，就有机会听章太炎和康有为二人的演讲，而章、康二人在治学中都夹杂有很强的政治性，他们对传统的学说抱有很大怀疑，尤其是康有为，学术成了他实施政治抱负的工具。章、康两位的观点对顾先生的冲击很大，埋下了后来疑古的种子。

最后是他的境遇，顾颉刚出身于一个普通书香人家，他的父亲早年考入京师大学堂，后来却因经济问题中途辍学，这也成了老人家的一个心病。所以当他儿子考上北大后，纵使经济不很宽裕，也全力支持顾颉刚在北大念书。

在北大读书的顾颉刚很幸运地结识了胡适先生，胡适对顾颉刚的影响很大，可以说他后来走上古史辨的道路主要是受到胡适的影响。虽然日后两人的人生道路迥异，但终其一生，顾颉刚还是视胡适为终身的恩师，即便在解放后的政治运动中不得不说一些违心的话，但从顾颉刚的日记和文稿中可以看出他还是把胡适放在一个很高的地位。

胡适对顾颉刚的培养并不像现在研究生培养中有很明确的培养计划。与此相反，恰恰没有，都是一些很随机的事件，主要是配合胡适自己的工作，比如他让顾颉刚做助手去查阅一些资料、点校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等等。但因为顾颉刚具有常人不可及的钻研精神，使得他在做一个简单的工作时也会引出无数个问题，这样他就越钻越深。到了1923年，便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引起当时学界的地震。

因此，顾先生走向疑古是多方面造成的结果，整个过程是很自然的，并不是刻意的安排。我们从《顾颉刚日记》中记载的早年经历来看，也看不出他受到了日本学者白鸟库吉的影响，更别说“尧舜禹抹杀论”了，李学勤先生曾在一些文章中指出这一点。

澎湃新闻：顾颉刚早期曾认为“大禹为虫”，但他并没有否认夏朝存在的合理性，依据何在？后来他对夏朝的认识有没有发生变化？

孙庆伟：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主要针对尧、舜、禹在文献中呈现的次序，他们出现的时代与所见文献的年代正好是一个反背，所以他对“禹”究竟是人还是神产生了疑惑。但顾先生从没有质疑过夏王朝存在的合理性，只是对大禹的属性有所怀疑。他更倾向于“禹为神”，这个观点到他晚年依旧没有改变。例如在刘起釪先生的《尚书校释译论》中，该书的署名虽然写的是顾颉刚和刘起釪二人，其实主要工作是刘先生做的，该书依旧将大禹的神性看得很重，刘先生是“宗” 顾先生，书中的关键性问题一定是尊重顾先生看法的。

顾先生一直考虑的问题其实是禹和夏为什么会发生联系？若他是神，如何会和王朝发生联系？顾先生就从文字出发，从《说文解字》上找根据，《说文解字》认为“禹”字和虫有关，所以推测“禹”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而文献中又有夏代铸九鼎的说法，所以禹就和夏王朝发生联系了。虽然后来顾先生放弃了“禹为虫”的看法，但“禹为神”的观点没有变。

对于夏王朝，他并没有否认，也没有否认禹之后夏王的真实性。他还对夏代的都邑有过详实的考证。而夏人的都邑又有多处，所以他提出要用考古学的办法来证实，弄清它们到底是什么性质。

澎湃新闻：1925年“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在汾河流域进行过一次调查，这次考古活动的目的是否就是为了探索夏文化？那么，他调查的依据是什么？

孙庆伟：很多学者都说李济去晋南调查和后来西阴村的发掘都是奔着夏文化去的，我个人的看法恐怕未必是这样。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李济此次发掘是以清华大学和美国的弗利尔美术馆共同合作的名义去的，经费也是由弗利尔美术馆提供，发掘结束后他在给弗利尔美术馆递交的英文报告中，讲到为什么选择西阴村遗址进行发掘时写道，“部分地也是由于它的位置正处在传说中夏王朝——中国历史的开创时期——的王都地区的中心”。我认为李济这么写无非是想突出此项工作的重要性，未必很明确是奔着夏都去的。

李济先生

事实上，我们看他当时的调查报告，其中对他每天的行程都有着非常详实的记录。他确实到过传说的“禹王陵”，但在李济先生眼中，那只不过是一个大土堆，究竟是不是陵墓都很可疑，更别说它是大禹的陵墓了。而等他到了西阴村，看到了满地的彩陶碎片，他的调查就结束了，因为他的目的就达到了。什么目的呢？就是寻找一处有彩陶的遗址，这就是他的目的，与寻找夏都没有关系。

要了解李济晋南之行的学术目的，要从当时的学术背景出发。1921年安特生发掘了仰韶遗址以后，又到了甘肃的河西地区进行调查，很快就提出了“中国文化西来说”。此后，仰韶文化在中国北方地区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安特生的观点究竟是否正确，这是中国学者首先要做出回应的，所以李济一定要通过自己的实践去回答这个问题。他又是一个接受过严密的西方科学训练的学者，让他去寻找一个虚无缥缈的禹都，对李济来说是难以想象的。后来他的同事徐中舒先生曾提出过仰韶文化是夏文化，但在李济看来，这在方法论上是不严谨的。

顺便可以谈到一点，现在大家都把1926年李济在西阴村发掘视为中国人自己主持的第一次考古发掘工作。但实际上，李济1923年在南开教书的时候就去新郑的李家楼发掘过，因为那里的大墓被盗，丁文江先生给他筹了一点儿钱，他就去新郑李家楼发掘，只不过没呆多久，只挖了几个探坑，听到土匪要来的消息，他就被吓跑了。虽然这是一次很不成功的发掘，但是如果说李济的第一次发掘，那确实是在新郑，后来他不也写了《新郑的骨》么？

而且李济去李家楼的时候，也不是单纯因大墓被盗而进行的“抢救性发掘”。他去的主要目的还是要看看当地有没有新石器时代的遗存。那时的李济满脑子都是新石器时代的东西，为什么？就是因为他要回应安特生的观点。当然，新郑这次发掘的科学性和系统性远不能与西阴村发掘相比，不过，我个人认为李济在晋南的调查和发掘一定不是冲着夏文化去的。

对于“仰韶文化西来说”，李济先生的做法是实事求是的调查，之后再予以回应。我们现在讲“中国文化西来说”，似乎都归结于西方学者的偏见，事实上，从清末以来很多中国学者也主张“中国文化西来说”或“中国民族西来说”，最典型的像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因为那是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国人在当时被视为东亚病夫，极度缺乏民族自信，所以一些学者就愿意说中国文化是西来的，这样才可以说我们与西方民族在族源上是一样的，在种族上没有高下优劣之分，是有这种心理在其中的。周予同先生1941年发表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就专门谈到了这个问题，他把当时清末以来持这种观点的中外学者都加以罗列，可以详见。

安特生等人在整理仰韶村出土的彩陶

而李济先生有一个特点:科学主义至上，非常讲究实证和科学。这点从他的求学经历就可以看出来，他到美国最早攻读的是心理学，后来改为社会学，最后才是人类学。他为什么从心理学变成了社会学，就是因为他觉得心理学不够科学，他要学个更科学的学科。包括1970年代编的《中国上古史》，他还认为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要讲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形成，也就是说，他不会有先入为主的看法。

澎湃新闻：随着1928年殷墟开始正式发掘，商代史中的诸多问题得以实证，这也使得寻找夏文化成了三代考古乃至整个中国考古学最核心的使命。如今普遍认为是夏朝遗址的偃师二里头曾一度被我国考古学界判定为商汤的西亳，这是什么原因？

孙庆伟：寻找夏的问题，是中国几代考古学者的一个梦想，也是一个使命，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夏王朝在中国历史上独特的地位，而且就学术本身来讲，因为殷墟的发掘确定了晚商的信史地位，因此很自然地就要往前去追早商和夏的问题。

二里头遗址的性质问题与1950年代郑州的考古工作有着密切的关系，原因为何呢？因为我们知道，要找夏文化，首先就要确定什么是最早的商文化。1952年在郑州南郊发现了二里岗期的商文化，学术界公认二里岗期的商文化要比殷墟早，但是具体早多少考古学是解决不了的，因为考古学是解决相对年代的问题，解决不了绝对年代的问题，既可以比殷墟早一百年，也可以比殷墟早两百年。

可几乎在同时，1956年同样在郑州，又发掘了洛达庙遗址。考古学者认为这也是商文化的遗存，但是它和二里岗、殷墟的都不一样。也就是说在1950年代，出现了三种类型的商文化——殷墟、二里岗和洛达庙，这三个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考古学者当时的认识就是以洛达庙为最早，二里岗其次，殷墟最晚，即一个商文化至少可以分为三段，所以当时河南的安金槐先生就提出，这三类遗存分别相当于商代的早、中、晚期。正好这一时期又在郑州发现了相当于二里岗阶段的商代城址，所以安金槐先生很自然地就把郑州商城定为商代中期商王仲丁的隞都。

1959年偃师二里头遗址 正式发掘，二里头遗址的文化面貌有一部分和洛达庙很像，按现在的说法，二里头文化分为四期，至少后两期和洛达庙很接近。所以当时学者就想，它和洛达庙很接近，那它就应该是商代早期的遗存了，而考古工作者在二里头遗址又发现了很大的宫殿，这与文献中所记载商汤的西亳在偃师可以对应。这便形成了一条很完整的证据链，无论年代、文献，还是文化面貌都对上了。所以学者就提出二里头的一二期是夏文化，三四期是商文化的观点，这是当时的主流观点，被普遍接受。

为什么这个观点后来又发生改变？这和邹衡先生是分不开的，邹先生差不多花了20年的时间才提出这样的认识，简单来讲，他认为二里头文化的一至四期是同一个考古学文化，二里头文化不能从中一分为二，二里头的三、四期不属于商文化，而属于夏文化。如果文化面貌改变了，那么二里头遗址的性质就自然发生改变，二里头遗址“西亳说”自然也就不存在了。

安金槐vs邹衡

说来也巧，邹先生提出这个观点是1977年，刚提出的时候很多学者都不同意，尤其是主张二里头遗址“西亳说”的学者，于是双方发生了很激烈的学术争论。但是没过几年，就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1983年，在偃师尸乡沟又发现了一座商代城址——偃师商城，这座商城从文化面貌上讲与二里头遗址有所区别，它的地理位置比二里头遗址更符合成汤西亳的所在，而它的文化面貌与郑州商城最早的商文化接近。所以当时一大部分主张二里头“西亳说”的学者都纷纷倒戈，认为尸乡沟的这座商城是西亳，而承认尸乡沟商城是西亳，实际上就是承认二里岗期商文化是早商文化，也等于就是承认邹衡关于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都是夏文化的观点是正确或绝大部分是正确的。从本质上讲，偃师商城西亳说就是将早商文化向后压了两期，从二里头文化三期之始后退到二里头文化四期之末，这是一个巨大的改变。

二里头遗址卫星影像（上）与偃师商城鸟瞰图（下）

澎湃新闻：邹衡先生最早把二里头定为夏，他的依据是什么？这中间也牵扯到著名的考古公案“亳都之争”，您能否为大家简单介绍下？您对此争论有何看法？

孙庆伟： 为什么邹衡先生能提出这种看法？这与他的治学经历有关，一开始他的看法和当时主流观点是很接近的，邹先生1956年从北大毕业，研究生期间在郭宝钧先生的指导下做郑州发现的新材料，他把郑州二里岗新发现的商文化做了系统的研究，又与殷墟商文化的早晚关系、分期等都做了比较。

1957 年，邹先生在北大当老师，和宿白先生一起去河北邯郸发掘，在邯郸他也发现了比殷墟更早的遗存，但那个时候他对这批遗存的性质并不清楚。1959年他又去了洛阳王湾遗址发掘，而王湾有二里头文化一类的遗存。邹衡先生学术起点是商文化，在很长的时间里他就在一直思考商文化的来源问题，所以我们看邹先生在论证夏文化的时候其实花了很大一部分时间在研究商文化，因为只有把早商文化确定了，他才能确定什么是夏文化。

经过他的系统研究，认为郑州二里岗其实是商代早期文化，而非多数学者认定的商代中期；比郑州更早的，像河北邯郸，也就是太行山东麓地区的遗存，他认为是先商文化；二里头遗址也比郑州二里岗早，但文化面貌不一样，所以他判断这应该就是夏文化。因为比商早的既可以是商的，也可以是夏的，还可以是其他族群的文化。

邹先生研究时有一个绝招，就是对出土器物做大量的器类统计，在统计的基础上就能得出一个很好的认识。比如他发现二里头最主要的炊器是夹砂深腹罐，而郑州二里岗是以鬲为主的，如果它俩同属一个文化，为什么会从罐变为鬲呢？而太行山麓地区的一些文化遗存也是以鬲为主的，所以邹先生认为郑州商文化的主要来源是东边，而不是西边。

二里头文化的夹砂深腹罐（左）与二里岗文化的陶鬲

那么邹先生这种“以文化来定城”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这是因为考古学研究解决不了绝对年代的问题，正如我刚才提到的，在郑州二里岗挖出比殷墟更早的文化，那么怎么确定它的具体年代呢？有两个办法，第一个是碳十四测年，但碳十四测年有它的局限性：即便测出来比殷墟早，但文化属性不确定的话，也不能判断它是夏还是商，而且碳十四测年有误差。第二个就是通过某个媒介把这个问题解决，邹先生经过分析，他认为郑州商文化是早商文化，但是如何证明呢？邹先生想到的最好办法就是证明郑州的商城是商汤的亳都，如果这里是亳都的话，这里的商文化自然是早商文化，所以他才一直强调“郑亳说”。

而事实上“郑亳”在文献中并没有依据，因为文献提到过西亳、南亳、北亳等，但“郑亳”是邹衡先生自创的概念。为什么他要提出来这个郑亳说？就是要解决商文化的年代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邹先生确确实实是从考古学文化研究中得出的一个结论，可他需要给这个结论找一个切实的证据，告诉大家它就是最早的商文化。反过来讲，如果单纯根据历史地理的考证，只根据它的地望而不考虑它的文化面貌，那是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不是考古学研究。

邹先生提出“郑亳说”确实面临着诸多挑战，当时很多学者都写过文章指出他的不足之处。实事求是讲，“郑亳说”确实有它的不足之处，最大的短板就是没有传世文献的依据。而且，一旦提出“郑亳”说，就意味着要把其他几个亳都特别是西亳否定掉，邹先生当然非常清楚，他是怎么否定的呢？

当年的“亳都之争”可谓大咖云集

邹先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就去过鲁西南做工作，发掘了菏泽安邱堌堆遗址。他的目的就是想证明在早商时期豫东和鲁西地区没有商文化的分布，特别是没有大型商代城址的存在，以此来否定汤都在此区域的可能性。但严格说起来这个推论是有瑕疵的，因为考古发现是有偶然性和局限性的，不能因为没有发现便认为它不存在，这就有点像古史辨派的学者，过度使用了默证——“以不见为无有”。比如说张光直先生就很相信亳在商丘，但这一区域是黄泛区，东周时期的城址都被埋在10米深的沙土之下，更不用说早商时期的遗址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关于亳的问题远没有到画上句号的时候，并不能排除将来在豫东找到亳的可能。

现在学术界通常说“北大是郑亳说的大本营，而社科院考古所是西亳说的大本营”，这种看法大致没错，因为在北大包括邹先生、李伯谦先生都是持“郑亳说”的。但我觉得更确切的表述应是“北大是反对西亳说的大本营”，反对“西亳说”并不一定就主张“郑亳说”，比如我们的刘绪老师，可以说反“西亳说”的主将，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刘老师并没有著文从正面论述“郑亳说”，我推测这是有深意在内的。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郑亳说”有待进一步的充实，豫东的问题不解决，“郑亳说”就不是定论。现在考古学上找到了的几座商城，能不能把亳的问题一网打尽？就我个人来看，远没有到这个时候。张光直先生上世纪九十年代在豫东的考古工作只是刚开了个头，可惜因为他的去世而工作中断了。所幸郑州大学和河南大学同行们持续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值得我们期待。

澎湃新闻：世界著名考古学家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先生曾发表过他对夏王朝的看法，其认为二里头可称之为“二里头国家”，但它是不是夏朝还要保守来看。而身为二里头队长的许宏先生也认为在没有确切的证据下不能认为二里头就是夏。那么您对二里头的看法是什么？它是否就是夏王朝的国都，或者是夏文化中的一部分？

孙庆伟：罗泰教授的观点实际上是说没有一锤定音的证据便不可以认为二里头就是夏，从道理上讲并没有什么不妥。但我觉得还得结合中国考古学的实际来讲，举个例子，殷墟甲骨发现以后，王国维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证明《殷本纪》所载商王世系是可信的，他进而说因为《殷本纪》的可信，那么《夏本纪》所载夏后的世系也应该是可信的，可到今天为止，谁也没发现夏代的甲骨。

我们从考古学上看也是如此，考古学能解决什么问题？它能解决文化面貌的不同问题，那么从文化面貌上证明二里头文化的时代早于早商，或像有的学者说的那样，它与早商文化前后相继或略有重叠，而它的分布区域又是文献所载夏人的活动范围之内，这是考古学家把二里头文化说成夏文化的主要依据。

那么我们在考古学的研究中是不是必须要以文字作为最后依据？如果有的学者认为必须要以文字为依据，那么这个问题就不需要讨论，因为二里头没有发现文字，甚至早商也没有发现说它一定是商代早期的文字依据。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最早的信史还是殷墟。

但我想多数学者并不这么看，因为考古学可以通过自身的方法论对一些学术问题作出自己的判断，这应该是考古学的学科优势，而不是它的劣势，考古学的主要价值就体现在对没有文字记载历史的研究上。

我理解许宏先生与罗泰先生是不一样的。许宏先生这两年反复强调讲二里头究竟是夏是商，主要是缘于他认为在考古学层面还没有很好地解决夏、商文化的问题，具体来讲，二里头文化的三、四期和它的一、二期能不能分开，或者说，二里头文化能不能一半是夏文化，一半是商文化。这实际上是对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有关观点的重新审视。

为什么会这样？这实际上是考古学研究方法和局限性所决定的。简单来说，两类遗存差异到何种程度可以划分为两支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差异到何种程度可以划归为同一支考古学文化的不同类型，再差异到何种程度是同一类型的不同期。严格来说，考古学迄今为止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每个研究者都是按照自己的理解进行分析研究，并得出结论。所以，严格说起来，每一个考古学文化的属性、类型和分期都有争议，只不过不如夏文化这么引人注目，无人关注，无人较真罢了。

比如二里头文化分四期，有人将它分为两个文化，但分法各异。其中一部分人说第四期属商，一、二、三期属夏；还有人说第一期属夏，二、三、四期属商；当然还有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二期属夏，三、四期属商的看法。那么你划分的标准是什么，文化差异到多大程度的时候你可以将它划为两个文化？且不说夏和商的问题，比这更关键的实际上是中国考古学文化研究的可操作性，不同的人因为不同的操作规范得出不同的看法，所以表面上似乎是夏商争论的问题，事实上大家不是按照统一标准对考古学文化进行研究，在不同的平台上对话，何异于“鸡同鸭讲”？

考古学文化是考古学最为核心的一个概念，在将近一百年的过程中，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得很好。上个世纪50年代夏鼐先生写过两篇关于考古学文化命名的文章，但都是很宽泛地讲了些原则问题，至于具体如何量化，夏先生没有给出答案。后来张忠培先生写了一篇很重要的文章，《研究考古学文化需要探索的几个问题》，我理解其实就是要解决夏先生未解决的问题，里面讲了若干原则。但很遗憾，在这个问题上只有些原则意见，等到每个研究者具体研究时，就一定是按照自己的理解来做，有了很大的随意性，有原则也等于是没有原则，大家各行其是。

所以在如今的研究之中，只要遇到对考古学文化进行定性，分类型或分期时，就一定会有不同意见存在。只要遇到和族属挂钩的时候，或者遇到王朝更替的时候，这一问题就更会暴露出来。表现最明显的就是三代时期，夏、商、周、秦、楚等无一例外。是因为它们很特殊么？其实不然，它实际上反映了考古学文化研究的局限性和不规范性，由此而引发了随意性，这个问题亟须解决，需要整个考古学界去深入探索。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考古学研究恐怕会“永无宁日”。（文/杨炎之）

吕思勉位列中国史学四大家被高估了么

刘起釪，1917年生，湖南省益阳市安化县人。父亲早逝，刘起釪从小在祖父指导下读书，其祖父吟古先生是近代湖南大儒王先谦（1842～1917）的弟子。刘起釪从小在爷爷的指导下读《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等文辞类的古书，13岁读《左传》，15岁读《尚书》，每年点读一遍《左传》。刘起釪少壮时期对《文选》和桐城派下过很大功夫。刘先生17岁时，到省城长沙读高中。工作数年后，到安化县蓝田镇国立师范学院补习英文，在这期间，刘先生的文章受到国学大师钱基博的赏识。

1941年秋，刘起釪考取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历史系。当时南京已经沦入日本侵略者之手，南京大学也随国民党中央政府迁往重庆。那时物价飞涨，生活十分困苦。以刘先生的老师顾颉刚这样的名教授为例，他一顿本来要吃三碗面条才能饱，但只吃得起两碗（据台湾版《顾颉刚日记》）。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刘起釪刻苦学习，被顾先生称为“高才生”。刘起釪1942年记录的顾颉刚讲授春秋战国史的笔记，1985年以《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为名由巴蜀书社出版，传为佳话。

中央大学颇欲与北京大学争正统，师资很强，以历史系为例，系主任是金毓黻先生，教授有顾颉刚、丁山、张贵永、沈刚伯、郭廷以、蒋孟引、白寿彝、蒋复璁、贺昌群、韩儒林诸先生。大学期间，刘起釪充分显示了他的文学才华，很受中文系的汪辟疆、罗根泽、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伍俶傥等先生赏识。重庆有个小地方叫柏溪，刘起釪撰《柏溪六记》，传诵一时。史地系主任缪凤林先生、理学院辛树帜、欧阳翥、胡焕庸等先生也对刘先生十分爱惜。顾颉刚劝刘起釪：做文人不如做学问永垂不朽。大学毕业，刘先生本来准备跟随董作宾先生研究古文字的，为避免卷入派系之争，1945年乃投入超然于两派之外的顾颉刚门下，研究《周礼》。

1947年，刘起釪研究生毕业，进入新成立的国史馆作助修，半年后升任协修（同副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国史馆于1951年改组为中国科学院南京史料整理处（今南京第二档案馆），刘起釪任研究组长，整理了3000多万字的档案，偏离了学术研究。而刘起釪的顾老师，1959年奉命担任问题极多难度极大的《尚书》全书整理研究任务，1962年在广东从化休养地遇到周扬，请调刘先生相助。当时历史研究所和南京史料处同属中国科学院，调动比较顺利。刘起釪调到北京后迟迟进不了历史研究所，在中华书局一徘徊就是十多年。直到1975年，顾颉刚才托白寿彝请胡绳帮忙，将刘起釪调到历史所。此后，刘起釪就在北京干面胡同（后来是南沙沟）顾先生家中上班，从事整理、研究《尚书》工作。1980年顾先生去世之后，刘起釪独立承担起整理《尚书》的工作。1981年，刘起釪入住劲松中国社会科学院宿舍。刘起釪将60岁到80岁作为自己的盛年，在这期间写出了享有盛誉的《顾颉刚学述》《尚书学史》《古史续辨》《尚书校释译论》等要著，“实怀感激奋发心情所写”。此时刘起釪完全失聪，在无声的世界，创作了惊心动魄的鸿篇巨制，可与贝多芬失聪后创作《第九交响曲》比美。作为国际公认的《尚书》学权威、我国硕果仅存的中国上古史专家，刘先生对劲松念念不忘，来信说：“我学术的盛年就在这里熬出来”。

2004年10月起，刘先生定居南京，从此完全不能从事学术研究了。6年多，刘起釪蜗居在南京市郊一家养老院十多平方米的病房中，几乎与世隔绝，生活困顿，日渐衰竭。2012年10月病逝于南京。

2012年10月06日，刘老先生去世，享年95岁。追悼会定于12日举行。

对吕思勉学术的认知，后人似乎存在着明显的代际差异。与吕思勉同辈或仅低一辈的学者，在求学与治学期间往往已读其书而深知其学，无不给予高度肯定。闻知吕思勉逝世，顾颉刚日记即下盖棺之论：“全国中精熟全史者唯此一人。”其时，南北二陈尚活跃史坛，同为学术圈内人，这一评断应是经过拿捏掂量的。谭其骧指出：“近世承学之士，或腹笥虽富而著书不多；或著书虽多而仅纂辑成编。能如先生之于书几无所不读，虽以史学名家而兼通经、子、集三部，述作累数百万言，淹博而多所创获者，吾未闻有第二人。”海外学者杨联升表示，吕思勉是他“最敬仰前辈学人之一”。业师程应鏐先生也说：“执教光华大学常聆诚之先生讲论，淹博渊深，曾自叹寅恪先生外，并世无第二人。对吕思勉史学的含金量，史界前辈中也颇有不识和氏璞玉者。严耕望说：“有一位朋友批评诚之先生的著作只是抄书。”他这位未点名“朋友”应即牟润孙。据《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引杨联升函说：“牟润孙评述近代中国史学，而未提吕先生，弟致函指出，牟君回信只说嫌吕先生书多堆砌。”牟润孙师从陈垣与顾颉刚，比吕思勉低一辈，曾与严耕望共事新亚书院，也算得上是名家，但于吕氏史学却有眼不识金镶玉。但持“抄书”之论者却远非牟氏一人。对此，杨联升不以为然：“试问有几人能堆砌如此广大而有意义？”“广大”推其有规庑，“意义”赞其有史识。严耕望最识得吕氏史学精髓，对牟氏偏见大表不满：“其实有几个人能像他那样抄书？”他进一步说：“这位朋友极推重赵翼《廿二史札记》。其实即把诚之先生四部断代史全作有系统的札记看亦无不可，内容博赡丰实，岂不过于赵书耶？”在严耕望看来，吕氏之书不仅仅是赵翼式札记，“何况他实有很多创见，只是融铸在大部头书中，反不显露耳”。



[李慈铭与《越缦堂日记》]李慈铭

　　摘 要李慈铭是清朝晚期的着名诗人和学者，毕其一生完成《越缦堂日记》的创作，日记内容涵盖诸多方面，尤其是其读书札记部分，对于历史学研究有很大的价值。本文主要概述了李慈铭的生平，李慈铭在日记中对于史学着作和史学家的评价，以及其他学者对于李慈铭的评价。

关键词李慈铭；《越缦堂日记》

李慈铭（1830-1894），字爰伯，号莼客，浙江会稽人。李慈铭生活在清朝后期国势衰微时期，作为此时的一个知识分子，他一方面也像晚清士人一样在仕途上有所追求，另一方面在继承乾嘉学派衣钵的基础上，对于诗文，考证等方面有着很深的造诣，成为清末名倾一时的诗人和学者。《越缦堂日记》是李慈铭学术成就的集中代表，与翁同龢的《翁同龢日记》、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叶昌炽《缘督庐日记》并称晚清“四大日记”。

本文旨在通过分析李慈铭《越缦堂日记》中对于史学着作和史学家的评价，体现其史学成就和《越缦堂日记》的史学价值。

一、李慈铭学术创作的背景

李慈铭出生于会稽望族，少有异才，12岁即能诗为文，有越中才俊之称。作为清朝时期的一名知识分子且才华横溢，李慈铭也选择了和大多文人一样的道理，即希望能够通过科考的道路入仕为官，然而也正是如此导致了其一生中的曲折道路。

从李慈铭在19岁（道光27年）首次参加“县试”到其60岁期间，他总共参加了10多次科举考试，但大多结果并不理想，直至1870年得中举人， 1887年（光绪十三年），他得到户部江南司郎中的官职，在此后他又先后参加了三次参加考试，直到1890年（光绪十六年）成为山西道监察御史，但此时的李慈铭已过了花甲之年，离其去世只有四年的时间。

李的一生在于仕途上可谓是失意的，因此他也投放了很大的精力在与自己对于过往历史文学等各个方面的研究之中，并在这个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二、李慈铭的学术研究

总体来说，李慈铭的思想继承了乾嘉学派的衣钵，并且在此基础上有所损益变化，他深受汉学考据的影响，对于训诂、校勘、目录、版本、金石诸学均有研究。在治史方面，他继承乾嘉遗风，以考镜源流，钩稽史实为毕生致力所在。

李慈铭的日记中，有相当数量的篇章是其读史书的感悟，李慈铭本人也曾在日记中提及“余自十一岁后喜窥史书” ①，并谦称自己“所学于史为稍通”②，但是同时李慈铭又认为自己毕生“所致力者莫如史”。因此可知读史是李慈铭生活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其读书札记占里整个日记的大量篇幅。学者王标根据由云龙《越缦堂读书记》对李慈铭所读之书进行初步统计，其中，史部书（不包括二十二史）计213种，仅次于集部书，诸史之中汉唐之前16种，宋明61种，清136种③。同时根据学者阚红柳的统计，李慈铭自1856年到1887年的30余年间，共阅读了21部正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宋史》、《金史》、《明史》。但是二十四史中的其他三部《新五代史》《辽史》和《元史》也在李慈铭的阅读范围之内，因此李慈铭所做的札记可谓是涵盖二十四史，是继赵翼《廿二史札记》之后的第二人④。

李慈铭自身的史学成就主要是两个方面，一在于他对于正史的考证，另一方面在于他有对于其他史学专着和史学家的评价。

三、李慈铭的考证成就

在李慈铭的日记中，涉及到史学部分的内容，多是属于考证范畴，主要表现在对于史料的文字校勘，地理沿革、政治制度的损益变化上。

一、文字内容的校勘上，李慈铭善于利用不同史书之间进行互校。如在《汉书》中，李慈铭就多次以《史记》为蓝本进行校对。在《高帝纪第一上》中有“非旦夕临时禁无得善哭临”李慈铭对此指出“史记无下临字是也，非临时禁宫中无得擅哭哭下自不得再有临字，此误衍。此后有一条，“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李提出“史记作中民，此避唐讳改”。这些文字的校对，都是非常细微的内容，但是对于后人研究史料有很大的益处，尤其是在一些史料的理解上，不同的文字产生不同的效果，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二、在地理沿革上，李慈铭也对于之前的史书所载内容做了仔细的考证。在《越缦堂读书记》中“终日阅汉书。地理志会稽郡鄞下有镇亭，即今之天台山也。又云有越天门山，即今之南田岛也，明时为昌国衞。天台大山，不容自晋以前名不见于史志。盖镇亭天台皆音之相传。大清统一志云，镇亭山在奉化县西南一百里，山极高大，南自天台，西连四明，盖已明知为即天台山，而不敢质言之。观文选注引支遁天台山铭及名山略记，知天台之名，起于道佛之书。东晋风流，崇尚释老，铺叙山水，精蓝名刹，点饰为工，于是天台即名，而沃洲天台之号，日以分衍，无复知有镇亭者矣。”这里李慈铭说明了会稽郡下的天台山由镇亭之名的演变而来的过程，避免了在史料阅读过程中会出现的谬误。

《越缦堂读书记》中李慈铭还根据一些史料中提到的地名来校勘史料的正误。如在《三国志辨误》中，李云“夜阅三国志辨误，守山阁本也……惟虞翻传注一条，云桓文遗之尺牍之书比竟三高，云文当作王，谓长沙桓王也。案此上文云，近者太守上虞陈业叶洁身清行遁迹黟歙云云，予初校三国志，亦疑桓文当作桓王，曾札记之。后读水经渐江篇注云，沛国桓俨避地会稽，闻陈业履行高洁，往候不见，俨后浮海，南入交州。临去遗书与业，不因行李，击白楼亭柱而去。改后汉书桓晔字文休，一名严，初平中，避地会稽，遂浮海客交阯，晔即俨也。严曮皆俨之误，乃知此注所云桓文者当作桓文林，脱去一字耳，非桓王也。”这里李慈铭通过对《三国志》和《水经》、《后汉书》的内容进行比较，说明《三国志》中的桓文并非是长沙桓王，而是桓文林，纠前世之讹。

四、李慈铭对史家及着作的评价

李慈铭作为一个清代学人，继承乾嘉衣钵，对于史学着作和史家都抱有客观严肃的态度，评价中肯，褒贬鲜明。

一、对于吴卓信的评价。在李慈铭读《汉书地理志补注》时，说道：其书取班志原文，每句之下，引证诸书，搜采颇备，间亦附以按语，其于顾氏读史方舆纪要、全氏地理志稽疑、钱氏坫新斠注地理志，采取尤多。然其各郡下所下今某地者，亦时有舛漏，又校勘粗疏，误文甚众，为可惜也。此外，他指出“比日兼阅吴顼儒补注，其书采掇甚勤，间亦正定谬疑，多有心得。然有三大病：引古人已佚之书，不着所本，一也；以意添改旧文，二也；袭他人之说，以为己有，三也。”可见其对于吴卓信的考证方法的评价是极为客观的，他认为在校对史料的过程中，采用那些已经亡佚了的史书是科学的，随便根据自己的理解修改旧的史料也是不对的。更重要的是抄袭他人的观点，据为己有，也是为考据学家所不齿的行为。梁启超曾总结乾嘉学者治学“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剿说认为大不德。”李慈铭也是如此。

读书日记

　时间过得真快，一天又过去了，想必大家都学习了不少新知识，是时候认真地写好日记了。那么日记有什么格式呢？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读书日记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读书日记 篇1

　xxxx年12月9日，我们又迎来了两周一次的读书分享活动，这一次是由五、六、七组来分享。

　第五组分享了《中国古代神话》和《格林童话》。李昊聪分享的是《中国古代神话》里面嫦娥奔月这个故事。说的是后羿得到了仙丹，本打算找机会和嫦娥一起吃。结果有一次，后羿出门打猎，嫦娥在家闲来无事，不禁想起后羿最近对她的总总不好，于是乎把所有仙丹都给吃了。没曾想嫦娥一吃，就飞起来了，一飞就飞到月球上变成了癞蛤蟆。有的同学就想：嫦娥真是活该！自作自受。李昊聪讲完故事并没有直接结束，后面还分享了好词好句，我认为他是这次所有分享的同学中做得最好的一个。

　第六组分享了《我的大学》这本书。这组虽然有很多词读得不准确，但是问答环节却很突出。问第一个问题的时候，班里大部分同学都把手举得很高很高，有的甚至站了起来，大声叫道：“李佩颖，快点我！快点我！”而到了第二个问题的时候，全班立刻鸦雀无声，没有一个人会答，感觉从菜市场一下子到了图书馆。

　第七组分享了《我的第一本量子物理学》、《神奇自然》和《做最好的自己》。我印象最深的是问答环节，当戴钰婷问：“你们觉得主人公是个什么样的人？你遇到了困难要怎么做？”听到这，我不禁想起了上次我们组分享《小公主》的时候，汪楚昊的回答：“她确实很美！”这个回答堪称经典，至今还让人念念不忘呢！这一次同学们的回答也都十分不错。

　记得孔老师说过，重要的不是知识的数量，而是知识的质量，我们读书不要贪多，读得快而没质量等于没读，因为你收获不到知识，如果想要收获知识，就要在有质量的前提下多读书，读好书！

读书日记 篇2

　暑假里，外公带我去图书馆借了一本《笑猫日记·蓝色的兔耳朵草》。这是一本很好看的童话故事书，我一回去就迫不及待地看了起来，只用了一天的时间，我就看完了这本书。后来我又意犹未尽地翻看了好几遍。这本书不仅用生动活泼的语言描写了一些有趣的小故事，还讲到了一些让我感动的事情：一是虎皮猫不辞辛苦地敲钟，无私奉献，二是笑猫为了帮助别人勇往直前、不畏艰难。

　故事中讲到虎皮猫为了让人们和动物有幸福的生活，坚持每天傍晚为大家敲响祈祷幸福的晚钟，它辛辛苦苦地敲钟，即便震聋了耳朵也在所不辞。笑猫为了帮助心爱的虎皮猫治好耳朵，千方百计地想办法。它不怕路途险恶、不惧巨大的山蜘蛛、凶猛的老虎和力大无穷的湖怪，义无反顾地来到了蓝山上，终于找到了能治好耳朵的兔耳朵草……

　读了这本书，我觉得虎皮猫和笑猫真是一对好朋友，他们团结友爱、互帮互助，又勤劳勇敢、无私奉献，这正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好品质啊！

读书日记 篇3

　学界有晚清四大着名日记的说法。这四部日记分别为曾国藩的《求阙斋日记》、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王闿运的《湘绮楼日记》、翁同龢的《翁文恭公日记》。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推曾国藩的日记。

　现存的曾氏日记，起自道光19年正月初一日，终止于其去世的当天，即同治十一年2月初4日，时间跨度长达34年。或许是早期的曾氏恒心不够，因宦务繁杂而有所间隔，也或许是因迁徙而遗失、因战火而焚毁等缘故，34年的日记中有所缺失，流传至今的文字约130万言。宣统元年，中国图书公司将其手稿印行。曾氏日记究竟因为什么缘故而受到后世的重视呢笔者以为，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曾氏是一个对中国近代历史有很大影响的人物，无论是学术界还是社会民众，对其一生的行事都很有兴趣。他的亲笔日记，尤其是其咸丰八年六月再次出山之后逐日记录的日记，对研究他本人以及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有任何其他史料所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二，曾氏出生于偏僻乡村的世代农家，后来成为扶危定倾的国家干臣。一百多年来，他是所有平民子弟的励志榜样，人们对他的成长史格外关注。曾氏的日记，尤其是早年在京师翰苑刻苦自励的那一段心路历程，堪称一切有志向有抱负的年轻人的最佳教科书。梁启超当年就是这样学曾氏的。他对人说：“近设日记，以曾文正之法，凡身过、口过、意过皆记之。”曾氏的修身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自觉认真。他以圣贤为榜样，以慎独为准则，以血战之勇气，以截断后路之决心，从严要求，切实践行。常言说人非圣贤，但曾氏偏要以圣贤为目标，宣称“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他为何要如此为难自己原来，曾氏采取的是取法上上的策略。古人认为取法乎上仅得其中，若想得其上，便只有取法上上了。正因为目标定得甚高，所以尽管曾氏终其一生并未成为圣贤，但在道德自我完善这方面，古今政治家中罕有其匹。尤其于克己自律上，在一塌糊涂的晚清官场，他应属凤毛麟角。

　第三，今人读曾国藩，主要是看重他的人生智慧与处世谋虑。他的日记，恰恰记录了不少关于这方面的领悟。因为是私人的随手所录，曾氏的这些悟道过程，便会以最初始最本色最随意的状况保留下来，因而也便更具有真实性与借鉴性。

　曾氏不是原创型的思想家，他也不是对理学有重大贡献的学问家，实事求是地说，曾氏只是一个将中国传统文化履行于人生事业中的经世致用者。他对道的思索与领悟，更多地体现在世俗、庸常中。他信奉“绝大学问皆在家庭日用之中”的理学真谛。他勤于思考，善于归纳，将家庭日用间的绝大学问，通过自身的体验，以自己的语言表述出来，真实亲切，晓畅易行。读他的日记，就如同听一位阅历丰富喜欢琢磨的智者在谈心。

　第四，我们常说历史要细读，真正的历史之细，不存在于官方史册，更不存在于学者专着，而是散落在各种不经意的文字中，那里往往会透露出大风大浪初的细微涟漪、大变大故前的蛛丝马迹。曾氏的日记，偶尔会留下一些大历史里的小细节，故而显得弥足珍贵。比如同治元年正月初十日，曾氏在日记中说，朝廷颁发下来的代表王命的旗帜，居然偷窳得如同小儿玩具。朝廷再穷，也不会穷到连制作几面小王旗的银子都没有。这个细节所传达的信息是：爱新觉罗王朝气数已尽。

　正因为曾氏的日记内涵丰厚、容量广博，“评点曾国藩”系列不能没有日记的评点。笔者从传世的曾氏日记中挑选出三百来篇，分为修身、悟道、读书、国事、家事、写字、品鉴、梦境八大类。为保持一天日记的完整性，所挑选的日记整篇照录，不再删节。原文之后的评点，仍旧像过去一样，尽笔者之所能，给读者提供一些帮助，以便对该篇日记有更好的理解。在每大类之前，笔者会有一篇总评，意在为读者充当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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